第十一章 新三班的喜怒哀乐

一场又笑又闹的游戏，果真能如愿以偿，改善了班里松散的状况？表面的效果似乎不错。
我也有感觉，班里的气氛变和睦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了，沟通顺畅了，也有了点亲切感。尤其是“小蜜蜂”，“嗡嗡嗡”地在班里非常活跃。
还有，大家那么对邹班，他却持着十分宽容的态度，用了几个“嗨格”就糊弄过去了。我知道，他的内心其实是对那个“事件”有点懊悔和烦恼的。但是，作为一个班长，面对领导下达的任务，就是要他大张旗鼓地去执行。至于，之后该怎么收场？那就是看你自己的水平了。邹班是用牺牲一点“尊严”，放开自我换来了同学们的笑脸。
而在我的眼里，我们的新班已宛如教堂的五彩玻璃，阳光透进来了，那斑驳陆离，神情迷幻的灿烂，让同学们的心情焕然一新。
这个新三班，班级虽小，却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就如宋朝词人张子夜的词句：“临晚镜，伤流景”，到了今天我“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时，原本想写出那些“风景无旖旎，浊浪有险象，”的故事，使得文中的张力可以吸引新一代的人从中采集自己的“催熟剂”，可人心难越呀！我只好”无数杨花过无影“，把许多故事尘封笔底了。
我们班的政治课一直没有人上，结果派了年级主任聂老师来上课。他给我们讲了许多，都是那时候流通的内容，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的理论。我虽都知道一些皮毛，可也很认真地听他再加一层皮毛，因为，聂老师对我很好，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确是会影响学生听课的效果。
别看他的课不敢越雷池一步，下课与我们互动时，他说的话那才是最生动也最深刻的，让我们大笑不止，却又一生难忘。
记得他说江西出过一个大才子叫解缙，他一本正经的诗句很美，有时会带点凄凄凉凉的味道，如：“梨花香褪空飘雪，杨柳条长不禁烟。”  “相聚六年如梦过，不如昨夜一更长”。但是，解缙平时是个很会开玩笑的人，写的打油诗不知有多好玩：“先生吃饭不吃屎，吃进肚里就变屎，先生何必多此举，干脆直接就吃屎。”
旁边围着的同学们都爆发出笑声来，常常让安安静静在做作业的人，好端端地给吓了一跳。我笑着笑着，悟出了许多道理，“此举”才是一切事情的根本，人生一世就在“此举”呀！省了“此举”，性质大变。
我们一周还有两节体育课，换了一个老老师。对我们宽宽松松的，上课打打球，学学长路拳。
在学习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排练了。
一个学期要排出一台节目，这就是我进了高安师范后最重要的大事了。这个学期的节目有了庄老师的帮助，还有两个文艺委员的协助，一切都很顺利。
我写的三句半锣鼓词，由李福兴敲大鼓，我与翁鸣也上场。她敲锣，我用两个大鈸（上海人叫“乓乓器”），还有一个演员是老一班来的郜海雷，他用小鈸。
本来一个小节目，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了，但是，让我记住了的却是细节：我是说那最后半句话的，总觉得节奏上有点别扭，就会做个动作再敲鈸说话，其中一个动作是走了一个十字秧歌步，一到那个点，不知为什么，观众就会笑。维琪对我下了个“严令”：“不要扭！”。秧歌步是不扭了，可我又做了那个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为什么秧歌会带来“糟糕”？而这个不成功又印进了脑海。
当然，后来我知道了，那时候怎么可以在革命的锣鼓声里扭个秧歌？真叫不合时宜。
在排练演出那个锣鼓词的节目中，也让我认识了郜雷。
我说的“认识”一个人，不只是看到他可以叫得出名字，而是要熟悉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性格，也就是走近他的心灵。在我们一起排练中，我发现他不太说话，总是喜欢倾听，有不同意见，也是实践过后再提个建议，不急不燥不争。当翁鸣说几句“噱头”；毛头毛脑地来一句笑话他时，他也会跟着笑，连一丝气恼的脸色都没有。我们的排练气氛一直很平和，尽管他常常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的想法还确有价值，但是，他也不是硬生生地提出来，总是能在宽松的交流中，让大家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我觉得他比一般人成熟。
然而，他是我们的小弟弟，在我们班，他属于年龄最小的那几个之一。他把班里几个女同学都叫姐姐。不过，碰到会嘲笑他的人，他也很坦然，哪怕嘲笑他乡下人寒酸，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了之。
很快，他被学校特聘为乐器管理员，75届的管理员毕业后，他接班了。他的乐器库就在教学楼的右边第一间，加上楼梯间，空间蛮大的，同学们常去他那儿吃中饭。我因为与他有节目要一起排练，也去过几次。发现人来人往的，常常把他的地板弄得又湿又脏，可他还是乐呵呵地迎来送往。等人走了之后，他一个人默默地打扫卫生。后面的三个学期，始终如一。可见他的心胸不一般，容得下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穷小子，我就发出了这么一个感慨：此人才是一个做官的料。
果真，他后来做了大干部。
说实话，我和邹班，都不是做官的料！我们只是努力过了，吃苦过了，在农村入了党。现在做了个班干部而已。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才华的“小蜜蜂”谷班，在我们几个班干部中，比较有那么一点的与众不同。后来他凭一己之力，一生做了好几个芝麻绿豆官。在江西时，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回上海后，是街道副主任。等我们六十岁都退休了，他才悄悄告诉了我一个秘诀，也就是他做官的“经”。别以为这种“经”不好，他所说的那番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学智慧。可惜，过了一年，他去世了。
庄老师把自己写的两首歌都让我们排练了。那首《工人支农来畲家》是女声小合唱，我们高个子的女同学都参加了唱歌，这次“歇”了许久的戚祯也与我们一起唱。我们演出要换工装裤，我们一群“工装裤”唱得起劲……
还有一首歌是大合唱：《井冈山传统育新人》。庄老师让我唱独唱部分。排练的形式是我站在队伍的中间，我独唱时，同学们从四面向我靠拢，挤压过来。可是庄老师没有想到，这么做，我被挤在中间汗流浃背，觉得空气没有了，透不上气来……我的声音突然发不出来了……幸亏我还唱出了第一句，后面一句失声……
庄老师站得高高地在指挥，见我很痛苦的样子，眉头只是皱了一下，又赶快往下继续指挥……还好，乐队的唢呐真帮忙，“哇哇大叫”着地帮我掩盖过去了。安福之后告诉我，这次他聪明得很，见我哑了，故意吹起了唢呐。
这首大合唱的歌曲被江西广播电台采纳，起先让我们班去演唱录音，唱得不整齐，音色各归各的，节奏自找自的，虽然庄老师指挥，尽了吃奶的力气了，我们班还是唱得不尽人意。电台的编辑、导演、录音师让我去听了播放效果，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们最好水平的发挥了，可是，还是达不到能播出的要求。结果，我们的好机会最终拱手让人，让给了南昌的一个合唱团。
大家都很丧气，灰头土脸地回了高安。我心里是很明白的，再好的合唱团都要经过几年的训练，才可能几十个人唱出一个声音来，尤其重唱的部分要练，几十遍甚至几百遍的努力，高低音才能融合在一起。我们这么拼凑在一起才几个月的乌合之众，还刚刚通过一个游戏，将人心“捏”在一起的小文艺班，对大合唱的高水准要求当然做不到，就是再来十个游戏也没有用！那是得经过真正的技术训练呢！不过，庄之梦老师的作品还是上了省广播电台了。
小个子同学们的舞蹈由两个文艺委员负责。庄老师又去请了那个“丽娜”来，教了一个舞蹈《红井水》。主跳是小芹与小华。  虽然她、小华与群舞的几个人分别都跳得不错，可总是跳不到一处，把“丽娜”给急得跳脚……她又把我叫去，让我也学一下，我做了小芹的“备胎”。  等“丽娜”走了，我当了他们的导演第二，我将她与小华的双人舞稍微改一下，总算可以上台了。
乐队的节目除了当时的硬性需要外，他们还加了一个传统的曲子《紫竹调》，这个曲子总算让文艺的味道浓厚多了。
我们的这一台节目在学校首演时得到认可，并被邀请去各公社巡演。文艺班的好处这个时候大家明显感受出来了，别的班都分到各公社去“开门办学”，其实就是去劳动。而我们是去演出。演出与劳动当然不同。晚饭后，我们闲坐在队部大厅堂里，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的，吵吵闹闹不可开交。
赵侠就说：“我讲个故事你们要不要听？”
“好！”女同学们马上响应，围着他坐拢来了。男同学们有许多也被吸引过去，围着他的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赵侠讲的故事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第一滴血》。这故事在那时听过的人不多，加上赵侠的口才文才一起发挥出来，他成了磁力十足的“马蹄铁”，把一班人马都紧紧吸住了……
以后的每个晚上，不管我们转战南北到哪个公社，林苗就会第一个跑去厅房，把赵侠的凳子放好，她自己的小板凳放在第一排，然后还泡上一杯茶。就开始嚷嚷：“赵老师，”她已经尊称赵侠为老师了，“可以开始啦！我们都等不及了……”
赵侠总是用被烟熏的沙沙的声音“呵呵呵”地笑着，也不推辞，坐进人群里就开始了他的又一集紧张有趣的故事。而每次要结束的时候，林苗都不放他走，“再说一段吧，后来怎么样了，不说睡不着。”
但是，说书人都是很智慧的，他总是立马抽身离开，“明天吧，大家都累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巡演巡回到了东方红公社，离学校只有两里路。我们就都回学校住了。还好，赵侠的《第一滴血》结束了。他的下一个故事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讲了一个开头，回学校后，也就没有机会了。当时，这类故事是锁在禁区里的，只有溜达在外面，我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说听听。
其实，邹班有过害怕，他觉得赵侠公开说外国故事，手抄本故事，这又踩到了“底线”。
我对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别太认真。赵侠也是用他的方式在为班级做事了。别以为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玩的游戏，有什么团结人的大功能，其实都是你们自己做出了牺牲，传递出了和解的信息，才有了一点起色，千万不要再毁了。”
这次，邹班听取了我的建议，就默默地坐在很远的角落里，好像在听，好像不听。
我们文艺班回到了学校。谁知校园里非常安静。七六届出去实习了，七七届开门办学去了，就只有我们文艺班回来了。
我想趁这会儿时间到教室去静静看一会儿书，正好赵侠也在教室。他说要出去抽一根烟，回来与我说说话。
等他带着一身烟味地回到教室，我已经把许国璋英语第二册的第五课读了一遍了。
我坐到他的前一排，回转身子先就开玩笑地说，“你的《第一滴血》故事讲完了，《第二次握手》就开了个头，现在我与你在‘第三次会谈’了。”
他被烟熏得有点哑哑的“呵呵”笑，给我的感觉是很轻松，很自信的，“汪书记，这是你的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早应该是第四次，第五次的会谈了？”
我也“嘿嘿嘿”地笑了，“我们学校把每个学期四个月的学习压成了三个月，还有一个月是劳动。其实真的有点紧张。”
“是的，我们根本学不到什么。尤其是文艺班，还要排练演出。”
“那你怎么来了文艺班？”我有点不屑。
“忘了吧？我不是自己选的。”他一脸“狡猾”的笑，但是，转眼就正经起来，对我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要我选，我也会选文艺班。”
“哦，”我马上就点了他的穴：“那你应该多参加节目的排练。”
“我是因为去不了别的班呀，如果开一班‘文学史研究班’，我就绝不会踏进这个无聊的地方……”他突然发现失言了，就对我笑笑，敷衍道：“我会吹笛子，可安福喜欢一个人包揽笛子与唢呐，我就闲在一边了。可我最喜欢的是古汉语，尤其是对‘老子’与‘庄子’的虚无缥缈的思想，所谓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说：“我也读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不好懂，可是知道他们是看不起儒家的。”
“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归于自然。我就喜欢这个境界。”
“我喜欢的是完成任务。我做不到以无为而成就无不为。”我悻悻然答道：“从小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就学习学习雷锋，做一颗螺丝钉，铺路石之类。境界没有你那么高。”接着，略思考一会儿，又说：“我们中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当鲜花盛开的时候，那个辛苦的园丁，就只是在花丛中笑。这也就是我们小人物的境界了吧。”
他又“呵呵呵”地用烟熏过的笑来笑我的傻了：“你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吗？也有很高的境界，我们做不到‘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我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我不断点头，我背过，可背过不一定做得到。于是，淡淡地笑了笑说：“不管哲思如何，高境界高目标如何，我与人的相处是宗尚互相‘平视’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不比高与低，是最有利于人的发展的。”
我们正在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一个漂亮的影子很稀罕地进来了。
我一看见是她，就赶快与她打招呼：“我可不可以叫你小芳？”漂亮的她对我一笑，更是意外地走到我旁边坐下了。我知道她对我有了好感，那朵“传花”我替她捡起来的。
我问她这几天没有跟着去演出，在干什么，她抿着嘴唇，半天没有说话，却从背着的书包里掏出一本本子给我看。原来她做了语文作业，本子上写满了字。
我又问她，“你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
她脸上闪过一丝羞涩，点点头。
这下我找不到话题了，赵侠在旁边很有趣味地听着，这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小芳，如果你可以演出，下次告诉我一声。”
“嗯，”她还是低下头，轻轻地像蚊子一般地应了一声。
这时，教室门口涌进来一大堆人，维琪、文秀、翁鸣，还有夏芳与凯莉。
维琪说她们找我，因为宿舍来了一个换米糖的人，她们都换了，用饭票换的。
我突然发现，那群人中有一双美丽的弯弯月亮似的眼睛，正带着点儿娇波，向这边一瞥……我偷偷抬眼去看看赵侠，那个“腹存五车书，口出一悬河”的他，一双朗目也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那天，我们都在教室里，但是，并不知道该干什么，装模作样地伏在课桌上，好像写着什么，在完成书面的作业？可谁也都心不在焉。
天色却很快暗下来，风“呼呼”地灌进了窗户。不知谁说了句，“要下雨了，回寝室去做作业吧。”
一窝蜂似的，大家就都散了。
我去关窗，回头一看，只有维琪在帮我。等我们两个关好教室的门，豆粒大的雨点已经落下来了。
我们回到宿舍时，才下午四点的天，居然黑乎乎的，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的沉，再迟一步，那倾盆暴雨就会把我们淋透了。我们一进门就擦头发，换干衣服，我还没有做安妥了，翁鸣就给我嘴里塞了一块米糖，“一斤饭票一大块，好吃吧？”
米糖是糯米熬成的，嚼在嘴里又甜又糯。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零食，这是最好吃的了。
“好吃，我也想换。“可这大雨一下，不知道换糖的还会来不会来？
“今天不会来了，你随便吃，这个竹匾里是我们几个换的。”翁鸣与维琪都对我说。
文秀却心事重重地靠在被子上。我问她，“你吃了吗？这糖加点牛奶，与‘大白兔’一个味。”
她对我招招手，我马上过去。
她把衣袖扯起来给我看，她本来就瘦瘦的手臂上有许多紫淤。
“怎么回事？”我有点吃惊，“是摔跤了？”
“不是，”她边摇头边缓慢地拉起了裤角，腿上也有，“天！”我叫了一声，又急问：“那身上呢？”她转身拉起了衣服，真的，身背后更多，紫淤块更大。
“不行，要去医务室。我们一起去。”我急忙去扯下刚换下的湿衣服，准备陪她去。她摇摇头，“不着急，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本来不想说，可越来越严重了。”
维琪，翁鸣，还有躺在铺上看书的凌萍都围过来了，看着她瘦弱的身子骨，我们都很心疼她。翁鸣半开玩笑也是半作真地说：“赶快去医务室，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天天打你呢！”
“瞎七搭八，”文秀说：“我又不是豆腐做的。”她又说：“我是准备去看医生，只是今天不行了，这么大的雨。”
我们一寝室的人一夜没有安眠，听着“哗哗”的大雨声，天就像漏了一个洞，把一个大海全都倾倒出来……，在快要天亮时，雨才终于停了。
一大早，我与维琪拿了两个锅子去食堂买稀饭与包子。然后一房间的人一起吃过早饭，一起陪着文秀去医务室。
柯医生一看立即开出证明，让文秀马上回上海治病。我们虽然对“血小板减少症”知之甚少，但是，柯医生的紧急反应，多少让我们也精神紧张起来。随即帮她去买了下午一点的长途汽车票。一个电话还把她的男朋友叫来，他们一同回了上海。还好他们走了，走得很及时，
下午，虽然太阳出来了，我们却接到了防洪部门的通知，说上游昨夜特大暴雨，几个水库要放水，不然会有堤坝塌方的可能，高安锦江水位正在猛增，低洼处或许会被水淹了。
我们学校还接到另一个通知，要所有学生都去大操场对面的粮食局，去转移低处一个仓库的米面粮包。在校学生，只有我们一个班，而且还有不少回家了。班里剩下的女生有十几个，可以去的有八个，我们一起去了。
出校门就是那个开运动会的大操场，大操场有墙围着，离校门百米处有一个空空的门架子，没有装上门板。我们穿过门架子，穿过大操场，对面就是粮库。
粮库的南面有一大间库房，大门前面是一条公路，公路另一边就是锦河。这时的河水，虽然水流湍急，但是还都是规规矩矩地在河道里流着。
我们觉得天都放晴了，不会有事吧？
可粮库旁边已经来了相当多人，我们班男同学也有几个来了。于是，一场“未雨筹谋”的“运动”，或许应该是“雨过也筹谋”的行动开始了。
有关人员告诉我们，地势低的南库房的东西，都要搬运到地势高的北库房去。大家开始慢慢地搬起来。
男生搬一百斤一包的大米，女生搬三十斤一包的面粉。这可是粮仓噢，不是一个家庭的屯粮，看看只搬了一个角落的东西，就真把大伙儿搬累了。我们几次说：不用搬了吧，不就是水流得快一点，哪会涨潮？
但是，粮库的负责人还是坚持，这是国家和人民的东西，一定要保证不会受损。于是，大家歇口气又搬起来，我们女士们还排成长龙队，用了传递法，好像快了一点。
很快，事实证明，这个“坚持”是对的。
我们这群人把所有粮食都转移好后，很多人，包括我们班的男生，都回去了，他们说怕自己寝室也会进水。
而女生就坐在北面仓库门口的台阶上喘口气，说说笑笑。
太阳还在晒着，把我们的脸都烤红了。却万万想不到，这时，不远处有人大喊起来：“水下来啦！水下来啦！”
可我们觉得气定神闲，粮食已经安全可靠，水来了怕啥？而且，水来了我们的劳动就有了价值了，不来还有点遗憾。
平时，谁都认为：假使火是头暴躁的狮子，那水就是只文弱的小绵羊。锦水总是清澈见底，温顺秀气，就是今天有点激动，上游放水嘛……
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发现错了，大错特错……水从河床上咆哮着翻了出来，起先还像水蛇，四处乱游，然后就在平地上咆哮翻滚，无可抵挡地淹过来了……什么叫“洪水猛兽”，这下让我们第一次扎扎实实地见识了！成了“猛兽”的水，是个无限大的“兽”，并且铺天盖地，迅猛无比，席卷而来……把我们惊吓得跳起来，与其他人一样，都各自逃命。
谁知，大操场是个低洼地带，一转眼水漫金山，早已看不见底了。
我们顾不得脚上还是双跑鞋，赶快下水，很快，水在膝盖上下，八个人“哗啦哗啦”使劲向刚才来的方向淌水过去，一心就想逃回自己的宿舍。我们的宿舍是在“凤来坡”上，水不可能淹到那儿的。
我一边“划拉”，一边安慰心神不定的大家，故意说笑：“如果我们宿舍楼所在的‘凤来坡’会被淹，那么世界末日真就来临了，我们只有等诺亚方舟来救了。”
我们好不容易淌水淌到门架子那儿，又呆住了：门洞被一辆卡车堵住。还好，卡车只挡住了三分之二的空间，我们可以穿过去。可水势本来就猛，眼见又涨了几寸，已经及腰，被车一堵，留给我们的三分之一的空隙，水在不断地从那个地方挤进来，形成了一米五左右高的汹涌波涛。
翁鸣一把抓住车身的后板，爬上了卡车的车肚子。她四处看看说，外面也是很高的水，但是，比大操场要好多了。可她试着去爬车头，爬不上去。
我马上叫她下来，还是得抓着车厢板从空隙处出去。
我看了看八个人，两个小个子文艺委员，再有一个小龙，她们穿过那个水位堵高的地方会被淹没，而我们个子高的，一米五不到的水位，淹不过我们的头，这就不怕。
同时，对党员的要求在我心里又“激昂地”响起来了……于是我一咬牙，把夏芳的手拉起来说：“你勾着我的脖子，我带你出去。”我一转头对维琪她们说：“大个子带小个！上！”
不由分说，我第一个拽着车板，驮着夏芳就往外走。
水不断地冲过来，我的脚尖在水底下漂浮，头仰着，不让水把嘴给浸着，那水脏呀！但是，我觉得水的浮力还是帮助我背得动夏芳。她的手紧紧环抱住我的脖子，脚勾在我的腿上，我只要用力拉车上可以抓手的东西，就能一点儿一点儿地出去。我的手指因为刚才搬东西用过力了，这时候觉得有点痛，还有点抽筋似的抖着，但是，人的应急机制让我不顾一切……我一边咬牙切齿地拼命抓，一边脚尖狠命发力，使足了劲地用力蹬，竭尽一身力量与水涌过来的冲击力抗衡……
还好，最危险的一段豁口不到两米……我们挣扎着到了外面的公路上，水就马上平稳多了，而且只淹到我的膝盖上。放下夏芳，我马上转身去帮助维琪出来……就这么，我们八个女生从那个可怕的“水口”里穿出来了。
我们手挽手成一横排，向学校走去。
敲扬琴的燕芬突然说：“我们这是‘八女投江’呀！”
还真是有点像！《八女投江》是我们课文里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阻击战后，为掩护大部队撤走，由八个女战士断后。不料被日本鬼子三面包围，紧紧压过来。她们身后是一条大河，无路可逃。日本鬼子大笑大叫，逼她们投降。她们八个女兵宁死不屈，手挽手跳进河里，一步一步走向了水的深处……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这说那：现在我们一身水淋淋的，样子有点像，但是性质不一样，我们是向着希望在走……
走到校门口，水少了一半，走到教学楼，水只在台阶下，到了后面小操场，那是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我们弯道去食堂打热水的地方一看，还有水。于是，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去寝室拿铅桶毛巾衣物。真是想不到，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能美美地洗了一个澡。
不过，更想不到的是，我们英勇的“八女投江”却被学校领导看见了。他们都在教学楼上开会。结果是，我被聂老师狠狠地“克”了一顿：说我怎么可以带着同学们冒险！因为我们在穿越卡车旁边的水口时，万一滑进车底下，就会被吸住……而且水那么脏，怎么可以淌水过来……
我被“骂”得一声不吭，心里却还是温暖的，因为聂老师的眼睛里都是爱护，领导被我们的举动吓着了。
第二天，县播音站的喇叭播报新闻，报道因泄洪及时，上游的七座水库，只有一座被冲垮了。特别报道了救灾工作中的好人好事。里面有表扬高安师范学生的事迹。说七七届一班蔡、姜等同学，他们帮助当地群众抗击灾害，将已去河堤抢修的房东家的老人、牛、猪、以及一群小鸭子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我竖起耳朵听着，有点小孩子气地想听到表扬我们去粮食局帮忙，和“八女投江”的事迹，可是，没有……
做了好事不一定都有表扬的，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哪里是为了一句表扬。
接着，出去“开门办学”的其他班级全部回校了，学校让我们都休整两天。
第二天，我和维琪偶尔碰到了蔡同学，他一手拿着一支气枪，一手提着一串麻雀，急匆匆地从学校校园中部的一个树林里跑出来。
维琪叫住他说：“麻雀红烧很好吃的。”
他笑笑说：“我哥哥借来的气枪，昨天晚上打了很多麻雀，用手电一照麻雀就不动了，很容易打。今天要还枪了，赶快再打几枪，可白天不容易打，没有几只。”
那时候麻雀是“四害”之一，加上没有什么可以佐餐，这小飞鸟就成了好吃的菜了。
维琪说：“你们有很多吧？分一点给我们尝尝？”
“好，这几只你们拿去吧。”
我说：“这毛茸茸的东西，我们不会弄呢。”
“我回去一起弄干净了，再给你们。等会儿，你们到男生宿舍那儿来拿。”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们果然被分到了十几只麻雀，并且内外都清洗干净了。维琪会烧，一盘红烧麻雀，吸引了许多同学来尝鲜。我是第一次吃麻雀，不过只吃了一只。
后面的两周，我们七七届所有班级分派的任务是“双枪”。
因大水淹没了已成熟的稻田，老表们来不及抢收，怕烂在田里，只好来搬“学生兵”。
当然，这次文艺班没有了“优势”，要与大家一起去拼“双抢”的大会战了。我这是第一次参加双抢，天气热，任务紧，对我们知青学生来说，又是一场大考验。
我们每天4点左右就得下地，趁着一大早凉快一点，那个时候的天还没有大亮，就着朦朦胧胧的晨曦，看着那些倒卧的早稻，沉甸甸的穗浸在稀泥里，我们也很心痛。可割起这种稻来更累，需要左手手心向上，从泥里抓出稻根处的杆，再右手挥镰从左手下面将杆割断，女人手小力度也不够，连续三把就得放下。弄不好，左手就被割伤。我们还需穿着套鞋进田，因为稀泥很吸脚，走也走不动，真是又费时又费力。然而，任务是规定的，上午必须得完成一块田的收割，完不成，午饭就延后。
中午时分，我们可以避开火辣辣的日头休息一下。可我们一进房间就浑身大汗，常常得把铺板搬出来，放在大树下，男男女女七横八竖躺一堆。可树上的毛虫拖着长长的丝往下掉，女同学们会吓得跳起来，根本睡不着。下午是三点出工，拔秧，那水烫得脚都放不进，但是，没有办法，还得踩进去呀！
翁鸣总是说这是“泡脚水”，没有烫出泡来就是幸运的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老乡家里会烧绿豆汤，装了一水桶挑出来，放在田头让我们喝，既解暑又解渴。这是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一会儿，就喝得桶底朝天。然后我们再要完成这一块田的插秧，如果插不完，那就顶着星星也要干。不管你们人有多少，定额都一样。与我们老二班绝然不同的是，“老农气息”现在变成了“文艺气息”了，新三班的两位班长也都是知青，……好在一个二胡郑，一个唢呐刘，他们成了双抢的“老农”领班了。
翁鸣笑着称赞安福说：“你的唢呐常常漏气，吹成了‘啦啦，‘福“……，没有气了，不过现在可是成了‘拖拉机’。叫你‘啦啦福’好呢，还是‘拖拉机’好？”
安福一边埋头割稻，一边说：“随便叫，安福就是这个命。”
我们一群“文艺青年”才拼了几天，大多就躺在地铺上，起不来了。能出来干活的越来越少。
我在插队时的几次春插锻炼，练就的功夫没有用，现在还是一样的腰酸背痛，但是，练就的毅力还在。我知道，咬牙坚持的几个人，都是与我一样，那个已经存在身体里的“毅力”，非常顽强地支撑着我们。
每天，我都疲劳不堪，摇摇晃晃地走到田里，邹班就会对我说，“看看你平时温和柔弱，却也可以这么硬撑到现在。”
我插秧很快，他会说：“原来你是插过秧的。”
每天黄昏时分，在完成了一块田的最后一株秧时，我想抬起头，很困难，因为脖子与腰一样酸痛，戴草帽是为了防热辣辣的毒日头，可压得脖颈……，等我慢吞吞地直起身来，他却等在旁边看着我，“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泥人了。”
我勉强对他笑笑，累得不想说话，觉得他有点奇怪。后来我明白了，谁都在轮流休息，只有我与他没有。他在默默地与我较劲呢。
我终于出了点儿小故障。
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完成任务了，那天田里也没有几个人在插秧。我估摸天黑前完不成，一着急就加快速度，谁知不小心把右手无名指的下关节别住了，疼痛钻心，本来就浸泡浮肿的手更肿了。我马上走出大田，用田里的水洗了一下，就捂住颤抖的手指，忍不住，眼泪要流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赵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好像他那天也来插秧，他很快跟着我上了田埂，因为他觉得我的样子古怪，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了？”
正在用全身的努力抵抗疼痛的我，被他一声问，还是吓了一跳，他看到我的手，也看到了我隐隐含着的眼泪，迟疑了一下，就不管不顾地上前，一把抓过我的手，就轻轻地搓揉起来，还不时地对着我的手哈气。
我的心顿时被温暖了许多。好像疼痛也减轻了……就在这时，一群人涌过来了，她们也目睹了这一切。
我怕被误解，挣扎着想把手抽回来，可是赵侠不怕，心无私念当然无所畏惧，还是我行我素。
人群里扫过来有好几种眼神……，我都觉得是芒针入背，非常尴尬。于是，对赵侠说：“谢谢，我已经不痛了。”其实也真的不太痛了，手指别筋只要揉一会儿是会缓解一点的，加上我此时心事复杂，早被分散了注意力。我用力抽回了手，赶快走到一边去了。
一群目瞪口呆的同学们，是邹班去住宿地方叫来的，让她们尽量出工来帮助完成任务，可她们却看到了这一幕。
我变成了百口莫辩，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辩，辩什么？
赵侠是同学友情相助，无瑕可击。那么我该做何解释？
我默默地跟着大家又回到了大田里。
现在的我，除了腰酸背痛，脖子痛，手指也痛，还心情混乱，
两天后，我们文艺青年们，终于熬出头了，完成了如此艰难困苦的双抢任务。
我们新三班的节目排练，一般是由三人小组来共同完成的，夏芳、凯莉两个文艺委员和我。我是总的统筹策划，和所有文字表达，然后组织排练等。她们两个负责舞蹈表演。
以前，总是听说文艺团体，如果是由三个女人来演台戏，那么一定很难唱好，不是天天明争暗斗，互相撕咬泼污，就是叽里咕噜当作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没有。凯莉是个厚道善良的人，像一颗透明的珍珠。夏芳热心明理，还很坚强，在困难面前始终不愿屈服，心如金子般的闪亮。我们三个人合作默契，互相之间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我打心眼里很喜欢她俩的。
凯莉现在有了心事了，一个追求者总是来找她。那个年轻人是她家的邻居，开大卡车的司机。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各地交通都很不方便，开车的司机非常吃香。虽然这个司机有点胖，但是性格很好。起先，美丽的凯莉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可“胖子”司机却利用了“方向盘”的有利因素，常常接送她回南昌家里，三天两头地给她送菜。凯莉一再拒绝，但是他却志坚如磐石，耐心地来找她。这完全就是一齣名戏的真实版本：牛郎找到了七仙女。后来，她们是终成眷属的。
而夏芳好像也有了心事。
她们两个的精力分散，让我很是着急，好比是左膀右臂有点脱臼，我们班的排练还举得起重担吗？
还好，暑假来了。我们高师七七届学生们，大多是被太阳化了妆的，黑皮铮亮，包公似的，准备回家了。
我没有跟着大部队回去，因为我接到了已经在宜春地区“上海第一医学院”教学基地工作的妈妈的信。要我七月十日之前去宜春，她也一样放暑假，我们可以在十五日一起回上海。
我独自一人在学校呆了两天，然后跑去看望刚被江西航空学院录取的恩菁，她是我同学恩兰的妹妹。然后直接就去了宜春。
就在来来去去的长途客车上，又听到了“哀乐声”，说是朱老总去世了。
车上乘客们互相不认识，议论纷纷。说朱总司令两把菜刀起家，一生磊落。�0�2  说来说去，大家对于中国的一文一武两员大将先后走了，中国以后会有什么变化，何去何从，都十分渺茫，恓恓惶惶的，心里一片迷茫。
妈妈在宜春教学基地很活跃，什么人都认识。她们的生活条件不比上海差。我与她一起过了短短的一周，过得非常舒适，一天三顿，有鱼有肉。她们是两个人住一间房，那个与我妈妈同住的，教医药专业外语的老师已经回了上海，我与妈妈占了这间大房子，自由自在。妈妈是基地的会计，她每天要算各种帐，忙忙碌碌，可她嘴里老是哼着评弹，看得出来，她很是开心。
妈妈晚上总是告诉我许多事情，但是，那些事却让我感慨万千。尽管听起来，她也在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可是，她的努力都是迟到一步的。比如：我们插队地方的钟书记，因他的女儿也嫁给了知青，他到上海走亲家。妈妈听说他来了，还特地去看望了他，给他送去了一大包东西。已经在高安师范的我，能说什么呢？善良的人只会感谢，不会交易。
还有，就是前一个月，我们仰山公社的胡书记，在宜春开会。他找到了妈妈，说他的小腿上长了一个肌瘤。妈妈帮他找了上海来带学生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就帮他开刀了，手术非常成功！迟到的人情才是真正的情义。胡书记后来到上海看望知青，就一定点名道姓要请我到场。当然，我们知青的聚会总是AA制的。
我们母女俩也回上海过暑假了。
这个假期没有了“走亲”活动，就是我与维琪约好一起去看望了文秀。文秀的“血小板减少症”已经控制住了，开学后大约还要请假一个月。
而令我有点奇怪的是，老二班的好几个男生却来“家访”我了。蔡新华也来了。他是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来了。
那天，我很随意地穿了一套方领衫短裤，在厅堂的窗前坐着，一本书是摊在桌前的，可是，并没有看进去。一见他来了，我马上就逃进后房间，去套了一条裙子才出来开门。
他见我慌慌张张地跑了，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又见我马上出来了，还是有了几分喜色。
我们就这么闲聊起来。妈妈从里屋出来，朝他打量了一番，就对我说，“你们说说话，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我一直在听他说话，自己却无从找一个话头。因为他在说着自己：他对人秉持的都是宽容，一旦发生什么冲突，便会“克己复礼”，他的“小忍”并不是为了什么“大谋”，而是为了情义。别看这是被批判的孔孟之道，但是，人与人相处，确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品德。他那没有什么文采的人生感悟，朴实厚道，我很赞同地点点头。
他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他也有，也会在有生之年做出事业的。我又不断地点头。让我本来就对淳朴善良简单的他，“安全感”再升了一级。可他觉得我不说什么话，反而有点拘束了，那些在他心里或许是准备了好久的“演讲”稿，很快都掏出来，并且还掏空了……沉默的尴尬就慢慢地淹了过来……
可惜他竟然没有看出来我的沉默里，是因为心乱如麻了。女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自我保护意识，面对一下子搞不清楚的事，会手足无措，忧虑重重……
他走了，就如他意外地来……
妈妈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块光明牌的中冰砖，急急地问：“他人呢？”
“走了。”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想买好一点的冰砖，走了几条马路……那就我们自己吃吧。”
妈妈有点遗憾，一边吃一边还问我，“他叫什么？”
“叫蔡新华。”
“姓蔡？好，好，好！我外婆家就是姓蔡。”她很高兴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来访，也是我们在同学期间仅有的一次，却被妈妈记住了，他姓蔡。
在这多灾多难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唐山一场七点八级的大地震，把全中国的人、也把全世界的人都震呆了。中国人又在哭泣……但是，大家马上清醒过来，天天关注电视上的报道，救援专业人员和部队，及时赶到灾区，奋力抢救在房屋倒塌的废墟里还幸存的人。各单位纷纷募捐，红十字会在募捐，上海里委也在募捐，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国人民，都在募捐。人们都默默地尽最大的力量真金白银地拿出去。一九七六年，十元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可是，人们会倾囊而出，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了，拿出一百元的人不是少数，也有一千两千的。人们激昂慷慨，好像多出一分钱，就可以给唐山人民多一分生的希望似的，那踊跃的劲儿一直就感天动地地存在我的心里了，我们全家与大家一样都积极参与。
很快暑假又结束了。
我们新三班的几个同学在邹班的带领下，一起回学校了。赵侠他们还是老三班人马一起走。而新一班二十几个人的大团体一致行动。只有我们班有二个人，戚祯与爰平是单独行动的。
回到学校，邹班对我说了莫名其妙的几句话：“你是哪一类的，合并同类项时也要思考一下。”
是呀？我是谁？这个哲学之问又泛出心头。其实，我不会那么有高度地去辨析，就是浅浅地思考着：我这种憨憨傻傻类型的“二流”人物，适合的“同类项”是什么？当然我一下子是想不出来什么答案的，我虽然迷茫，可有一个笨办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切等毕业了再说。或许，到那“林鸟四散”的时候，我的直觉会告诉我，我的“同类项”是谁。
开学没有几天，大喇叭里又传出了哀乐声，把所有人都听得心惊肉跳。
这次居然是八亿中国人心里的神：他老人家逝世了。于是，在中国又一次“泪飞顿作倾盆雨”，掀起另一场撼动天地的大悲情。我总是用自己的五内在感受，天会塌吗？地会陷吗？地球会倒转吗？……
痛定之后，学校组织了全校师生——七八届的新生进来了，而七六届已经在陆续分配，留下的人不多，我们七七届是主力——加在一起依然有几百人，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祭奠伟人。
我写了一首长诗《从揭日历想起……》。  那天，是由我自己一个人来诵读的。一个诺大的饭厅里，悄无声息，就我那有点沙哑、满含悲情的声音：
“谁说这是一张张薄薄的纸，
透过它
能看到历史的风云。
其实呀，
一页千斤，
刻满了斗争与胜利。
啊！红色的日历，
我激情澎湃，
正从揭开你想起。”
……不知为什么，在那次的诵读会上，我的声音如此有吸引力，长长的诗，很长很长，大厅里始终安静地听着……
“九月九日呵，
这张日历我怎么也揭不起……
……
眼前的日历，
一笔一划都如利刀，
深深地、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心里。
……
翻开日历，
哪一页没有您的丰功伟绩，
哪一页不浸透了您的心血精力，
……
但是，日历呀，
每揭起一页都不容易……
这不是一张张薄纸，
新的天地在不断地开辟，……
一页页都有千斤重，
革命的红线将它串起……
日历呀日历，
我无限的激情，
正从揭开你想起……”
这首诗第二天就被“书法家”抄写出来，与另外几首一起，贴在了教学大楼的外墙。很多人都在围着看，我也站在人群外面望来望去。
有点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二班的张东城叫住了我说：“你的这首诗，我们都认为是从报纸上抄来的。”
我很自信地告诉他，就是我写的。用日历来寄托哀思的灵感，来自于我喜欢的那本散文集《岭南春色》。
他也很坦诚，说：“我们都去翻过了好几份报纸，确实没有找到类似的诗。你真不错。不单单就是排练表演，文才也行。”
我们正在说着，老二班的班长，现在还是新二班的班长，喻班走过来与我打招呼：“游老师在找你。”
“噢，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吗？”
喻班依然是那么厚重善良，很爽快地告诉我说：“高安县文化馆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要各单位推荐人，专门写写现在民间流传的故事。我们学校要游老师推荐，于是，在新二班里翻了一个底朝天，想想还是老二班的你可以。”
“我现在是新三班的了，其实，我也是半瓶子的醋，只会晃荡呢。”
我们说着话时，张东城倒是走了，来了一个小巧可爱的姑娘。
她的个性比较直来直去，上来就一把拉着喻班走：“班里有事找你，你怎么在这儿说闲话。”说着，她那双调皮的大眼睛对着我骨碌一转，淡淡地笑一笑，接着就把喻班给拖走了。喻班回头对我说：“唉，看看，这新二班，我连自由都没有了。”但是，我看出来了，这个姑娘对喻班似乎不一般。
我等着游老师来找我，没有来；等着高老师来，也没有来。反而是高老师请假，由教过一班的才子陈晓禾老师来代课。他给我们讲的课都是毛**的诗词，纪念他老人家最好的方式。他讲得精彩，的确才华横溢，他要我们改写毛**的诗词，写成散文形式。我改写的那篇散文，他在后面批示：建议此文收藏起来，有保留价值。
我这个人的生命里，天生就带来了一个特点，喜欢用自己的思想意识、认识观点和生平经历等来创作一点东西，因为，只要是从自己的心田里种出来的，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花小草，哪怕再不济，也觉得比只是观赏别人的牡丹芍药，会有点自我存在的味道。所以，我是很想去县里的创作班看看，学习一点“创作”的经验。
不过，先等来的是：我们班走进来了一个插班生。
他个子瘦小，一双大眼睛，鬼灵精怪，皮包骨头的脸看到谁都是热情洋溢地笑。说他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真让人有点不相信。这么瘦小，胳膊只有胡萝卜粗，两条腿就是两根柴火棍。他能行军打仗？但是他穿着的旧军装，走路一二一的神态，还是有点军人的味儿的。
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有人邀请他来掰手腕比赛了。他在男生群里有输有赢，可是他却来邀请我与他一决高低。我也不推辞，就与他坐在课桌两边，一本正经地开赛了。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都是裁判。谁曾想，我赢了他！不是他让我一手吧？我自以为那时的手劲加上技巧真的胜过了他。
这下子是吸引了一群女生都来与他比，只有翁鸣也赢了他，其他女生还都败下阵来。
维琪不愿意与他比，说他这么一点大的个子，像一只“小鸡”，还是算了吧。他挥着小拳头不服气地说：“维琪维琪，不也是围只‘鸡’吗？”
他气定神闲，并不那么争强好胜，很坦然地说：“赢了，输了，都一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
我当然又关心起他的文艺特长来了，问他：“你会什么？”
他那双在瘦瘦的脸上，特别显大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很有水平地说：“平时，我很会谈心，也就是上海人说的‘嘎三胡’，现在到了文艺班，我就跟着你们拉二胡。”
在班会上，邹班介绍了他几句。他叫牛洪泳，在部队两年，做的工作是文书，入了党。县里为了照顾他解决城镇户口、有国家编制，就让他进了高安师范，成了我们文艺班的插班生。
接着，我们班委开会，因为下周又是一年一度的全校秋季体育运动会。我发现邹班做事还是粗心了，他没有让新同学参加会议，可牛洪泳是党员，班里工作可以参与的。
“邹班，”我说：“你忘了请牛同学也来开会了。”
“为什么？他还没有被选举，刚来一两天，让他熟悉熟悉再说。”
就在这时，年级组长聂老师进来找我了，通知我下周开运动会的同时，到县文化馆报到。原来这是由年级出面来调动的。我很高兴，因为一方面正好是用了运动会的时间，可以不缺课，另一方面，我就不用去运动会滥竽充数了。后来得知，这次运动会上，有了充分准备的阿兰与维琪，一个竞赛一个田赛都得了好名次呢。
我们的乐器课也有了新事儿，学校统一买了三十多把二胡。
这二胡再简易也不过了，一小段毛竹笔筒，上面插一根细长竹竿，顶上再横插两根竹梢，拉出两根弦丝，外加一把弓，那弓弦还不知道是不是马鬃毛。我们用松香擦了半天，才总算拉出一点声音来。从此，教室里再无宁日，“多”、“索”了一天后，大家开始拉“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
庄之梦老师很高兴，这几天他每天呆在我们教室里，因为风琴练习曲要一个个回课，二胡的练习需要个别指点。不过我们班的二胡能手实在很多，尤其是郑家祥，他四面八方地被同学们“围攻”，“霸占”了。
我也赶快练二胡，不管怎么样，在去县里报道前，我的“一分钱”要“捡”到“一元”钱（一百遍)才可以算练了一曲。
翁鸣见庄老师来了，就招呼他来回课。他们一个弹一个看，不知怎的，他们两个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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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作者洞察生活和驾驭题材的能力真是了得。其中有两个情节尤其吸引我注意，我指的是“八女投江”和长诗《从揭日历想起…》以及前后叙事。
我一直在留意，什么时候可以从《高安师范那些事》里读到王安忆说的叙写生活日常时较难出现的"传奇性"。现在，"传奇性”在这两节里出现了。这些情节提亮了小说的精神底色丶人物的不凡气质和高尚的思想境界。还把“个人叙事"和"时代表达”结合起来，突出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普遍拥有的集体主义品性和一事当前不避艰险，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逻辑。
"八女投江"这一段我读得很慢，因为我想从中咂摸出久违的当年那种群星闪跃丶群体互济互助的动人因子。我甚至联想起了路遥《平凡的世界》里在水灾中为救人而不惜放弃自已生的希望的那位女记者田晓霞。田晓霞是平凡和苦难中的白月光，她的牺牲令读者不胜唏嘘。
"八女投江”中脖子上勾着女同学涉水的主人公的形象也是极其光辉动人的。我就是觉得，
"八女投江”后续写到的领导批评读来有点不爽，减弱了这段情节震撼人的心灵的力量。其实，作为自传体小说（不是自传），作者对写作素材是可以剪裁的，如果把领导批评剪去，改为后来知道，有可能被吸到汽车底下水中出不来，方始感觉后怕，这样写有利于保持"八女投江”的精神亮色，也还更符合人性的本色。
长诗《从揭日历想起…》出现在小说中，其意义不止于展示主人公的才情，长诗以及作者简笔写到的三巨人逝世和唐山大地震铺陈了小说中人物群体所处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展现小说中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即使在偏于江西一隅的普通师范学校里，青年学子们照样如东林书院门上那付对联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小说中设置了一条青年学生恋爱情事的暗线，我读来感觉作者分寸感拿揑得很好。这个内容不写好像作者是不食人间煙火的，写了又怕粗俗。我读书时，班里有一位入学前做小学教师的调干生，他喜欢给我们这些小年轻讲他们师范学校里男女学生谈恋爱的故事，但他没从中生发出纯洁和美感来，而您所写是唯美的，点到为止，让读者去意会，我赞成这样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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